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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莓讲述:初恋,那场深印痕

色哥哥色小姐 2018/10/23 15:28:23

  

  孙先生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现供职于某省会城市的一家研究所,高级工程师。他是我的一位作者,业余喜欢写作。我看过他的一部回忆录,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年轻时的情感经历,那是他对自己初恋的回顾。他说,如果这一生还有忏悔的话,那么他当年的选择,对于一个从小就倾心于他的无辜女孩,肯定是个很大的伤害。

  

钟情

  相对于我的年龄,这已是久远的事了,可能衔接不理想,不那么引人入胜,敬请谅解。

  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村子里,全村户三十多户,人口只有一百多。我家在村子里生活条件属于上等户,左邻右舍都很羡慕。初中二年级时,我已经十六岁了,村子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很多,平时仨一伙,俩一串的,都愿意去我家玩儿。无论春夏秋冬,只要她们有时间就来我家,大多是奔着我妈妈而来,愿意和妈妈唠嗑。她们当中也有奔我而来的人,只是因为我还小,没有往那方面去想而已。她们一来,妈妈就给她们弄好吃的。特别是冬闲时节,妈妈给她们准备炒瓜子、爆米花等孩子们喜欢吃的小食品,一坐就是大半夜。

  虽然我也是家里的成员,但从来没正面和她们说过话,一见她们,我就躲到一边,或到外边找男孩去玩。她们当中有两个是我初中同学,一个叫丽,一个叫凤。是她俩撬开了我初恋的大门,使我过早地进入了“青春期。”

  那个年代,男孩和女孩见面说话都脸红,而我更是腼腆得很,不用说正面和女生说话,见到女生都躲着走。当时我身高就长到一米七五左右,可能与爸妈遗传基因有关。从小我就养成了讲卫生,爱干净的习惯,不论衣服和鞋帽新与旧,都是干干净净的。这些以及我家生活条件,可能都是吸引她们的外在因素。

  农村女孩成熟都比较早。第一个进入我视线,向我表达爱意的,是同学丽。在村子里众多女孩中,她几乎是天天去我家。刚开始,她为了避嫌,去我家时,都约一两个同龄女孩,后来就一个人单独去我家。她很会来事儿,每次去我家,都偷偷地在她衣兜里揣上几个她家自产的海棠果或别的东西给妈妈,给妈妈留下了好印象。她比我大两岁,个头儿不算太高,一米六十左右,瓜子脸,大眼睛,双眼皮,长得很漂亮。她家在村子里是大户人家,村子里有两大家族,她的家族占整个村子人口一半还多。

  由于爸爸是职工,吃成品粮,我们还小,家里没有劳动力,在村子里,特别是在这两大家族面前有种自卑感。每年到分口粮时,没有我家的份儿。记得有一年,天下着大雪,家家户户都去村上领取口粮,我和妈妈拿着麻袋也去排队,等着领取妈妈和我们弟妹几个人的那份儿口粮。见到我和妈妈,好多人的眼神里都射出一种鄙视的目光,有的暗自交头接耳议论着,好像在嘀咕着什么。总之,对我们不太友好。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儿,排到我家时,生产队长上前,表情严肃对妈妈说:“没有你家的份儿!还排什么队呀!”听到这番话,我心如刀绞,挽着妈妈的手,低着头,扫兴地离开了。就在这一刻,我看见妈妈的眼泪流了下来。在我的记忆中,那个队长姓冯,家族排行老四,人称“冯老四”,这个人,就是我曾初恋定终身的女同学凤的父亲,也是未来的“老丈人”。

  他当队长期间,对我家很刻薄,总找我家毛病,视我家为外来户。因为家里人口多,没有劳动力,也没有口粮,爸爸利用下班时间,找些荒山野岭,开辟些自留地,种些谷物等粮食作物,以解决家里口粮不足问题。这些,被当时的冯队长知道后,状告到了大队,大队派人将爸爸这些自留地统统毁掉,还扣上“毁林开荒”的罪名,并进行了罚款。

  初中时,村子里同班的男同学几乎没有了,原来一起上小学的同伴几乎都辍学,不继续读初中了,仅有我和表弟俩每天一起结伴上学。因为大了,有时也自己走。去往中学的路上,有一段约五百米的山路,所谓的山路,就是路两旁有些树丛,没有大树。走过这段,一马平川,视野开阔。

  不知是巧合,还是有意安排,渐渐发现,每天上下学,总能见到丽和凤结伴而行。她俩不是在我前面,就是在我后面,总保持一段距离。如果她俩在前面走快了,看我没跟上,好像有意放慢脚步在等我似的;我要是走在她们前面,走得快些时,她俩在后面还搞些稀奇古怪小动作,引起我放慢脚步。我看出来了,这是在向我示好,但两人相互间都有些戒备,不能暴露给对方。那个年代,青年男女相互有好感,不能私下谈恋爱,只能埋在心里,因为家规不允许。

  刚开始,丽比凤表现明显些。从她的每个动作,哪怕一个眼神儿,都能感触到。凤的不明显,是内心有好多顾虑,因为我们两家较早地结下了恩怨,怕将来她父母不同意,是后来她亲口对我讲的。

  这年夏天,经过几昼夜连雨天,上学路过的那座小桥又涨水了。那天早晨,小雨下下停停,我穿上雨靴,打着雨伞,走在去往学校那条泥泞的小路上。将近要到这座独木桥时,就听后边有人喊我。回头一看,是丽一个人向我走来。她没打伞,只穿件雨披。我俩来到小桥旁,沟里的水没有想像得那么深,也没那么急。独木桥上,雨淋湿滑,一般都不敢在上边走,只能淌水过去。我赶紧脱掉鞋子,挽起裤腿,准备要过去。这时,我见她还在一旁愣着,涨红着脸,害羞的样子。在我催促下,她勉强地脱去鞋子,牵住我的手,淌过了这个沟。就在那一瞬间,她好像麻木了,神情呆滞,两只大眼睛在看着我,腼腆的样子,好像要说什么。如果,当时有别的同学在场,我俩都不会这样相互关照着。从那以后,无论在学校,上学的路上,还是在村子里,每逢见到她,都能从她各种表情里,看出对我的暗恋。

  一天晚上,她独自一人来到我家,和妈妈唠嗑时,我听见,她好像在问妈妈,我的身高是多少,织多大的合适。村子里的女孩子,到了这个年龄,都愿意学着编织点小东西,小到手套,大到围脖和毛衣。一到冬季,就看见丽围着一条自己编织的墨绿色围巾,很显眼,也很亮丽。在农村,女孩子都喜欢大红大绿颜色,找人看头巾就能知道她是谁。

  她编织东西很快,不到半个月,就给妈妈送来一件毛背心和一付毛手套。她没直接送给我,也没和我说此事。一天晚上,吃完饭,妈妈把我叫到跟前,拿出这件毛背心和手套,让我穿上试试,说是丽特意为我编织的。我犹豫了,不想试,也不想穿。妈妈劝着对我说:“人家对你多好啊!长得也好看,我是相中她了!”看来,妈妈开始挑明,做我工作了。

  说心里话,不是不尊重她,也不是不喜欢,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,感觉来得太突然。我和妈妈说:“我还小,来得及,才多大呀!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”毛背心的事儿,就这么搁下了。这件毛背心,后来偶尔穿过几次,一直保存到我进城上学。她喜欢绿色,给我织的毛背心和手套也是绿色,和她戴的毛围脖同色。

  这件事以后,我俩和往常一样,都没从各自那里看出特别的反应。她可能知道,我这里出现了问题,看不出向她示好的动作和表情,使她很伤心。

  村子里就一趟街,街两旁都是住户;全村就两口井,村东边和西边各一口。我家担水都去西边这口井,她家距这口井只有十几米,就在她家后院。我也大了,有时放学后看见水缸没水,就拿起水桶去担水。爸妈不让我一个人去担水,因为井很深,怕我有闪失,再说,往上摇水也是个力气活。我渐渐发现,每次去担水,她都在她家后窗户看着我,有时候,还出来站在后门口和我打招呼。

  初中快毕业了,初中毕业经过考试,直接进入高中。高中阶段,正赶上教育回潮,全校上下掀起一场抓教学质量竞赛活动,各班级都开设了晚自习。晚自习一般两小时左右,离家远的学生都住校,较近的骑自行车。我家较近,下晚自习和几个同学一起走着回家就可以。中学时代是美好的,虽然世界观还没完全形成,但同学之间那种纯真、幼稚的情感,随着时间推移,正在蕴育中不断加深。班上几个要好的男同学,经常放学后去各自家里住上一两宿。

  夏季,学校所在地粮库,也是爸爸的单位,和学校建立了校企关系。每年春夏之交,粮库都要晒粮,整个粮库院内晒满了粮食。遇到刮风下雨,工人收拾粮食,忙不过来,学校就把我们学生组织起来,去协助工人,一干就是几个小时。在这次收拾粮食现场,一不小心,一只竹签子扎进我的小腿,鲜血直流。我看见丽第一个跑到我跟前,用双手按住流血部位,并喊着:“快来呀!”老师和同学赶紧拿出自己兜里手帕,帮我包住伤口。当时,丽可能就在我旁边,悄悄地注视着我。是啊!平时,她就总用那双大眼睛扫视着我,眼神里释放着一种暗恋,饱含着一种深情和渴望,弄得我有时很不好意思。我能理解她,但不能接受她,为什么?那时,我也说不清楚。

  学大寨,赶小乡热潮一直在持续着,学校又是小乡所在地,支援农业,支援小乡,也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秋收季节,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,去小乡生产队扒玉米。因为去小乡劳动,在那里要住上一周的时间,所以每个学生都必须带上行李。这次去,学校不组织集体统一走,告诉从家里直接去。临行前的一天晚上,天还没黑,我去井边担水,正巧遇见凤也挑着水桶来担水。我很奇怪,从没见过她担过水,今天她怎么也来担水?再说,她家也不需要她担水啊!来到井边后,她看着我,我看着她,半天无语。这时,她从兜里掏出一本书递给我,说这本书很好,让我回家有时间看一看。我接过赶紧放进兜里。她帮我摇上两桶水,分给她两个半桶,她担起半桶水离开了。

  我看着她很吃力地担着水离去的背影,心中泛起了波澜。啊!知道了,她是借担水为由来给我送书的。她可能知道,我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里担水。我俩在井边的过程,不知被丽看见没有,但我发现,此后她俩上下学就不一起走了。就是后话。

  我一口气,将水担回家,放下水桶,紧忙拿出她给我的那本书,里面夹着一张纸,实际是简短的一封信。

  信的内容,我现在还大致记得:“这本小说很好,值得我们年轻人看……明天早上去小乡劳动,我们一起走,好吗?明天早上七点,我在东边村头等你!”

  从村子去小乡,大约有五公里,没有大路,都是乡间小路。深秋的早晨,略有些凉意,我们一起顶着初生的太阳,向着小乡的方向出发了。乡间小路两旁,即将收割的玉米,为路人搭起了屏障;崎岖的小路,一眼望不到百米,即使听到有人说话,也是只闻其声,不见其人。所以,一般情况下,一个人是不敢走的。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,接近要到小乡时,我俩距离拉开了。因为,那个年代,男生和女生一起走,一是不习惯,二是会引起非议。

  小乡生产队地处我所在县的东南端,土地瘠薄,丘陵起伏,全队只有十几户人家。由于当时有个“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女带头人——齐殿云,她带领生产队几名女同志,治理山坡,修堤造田,把昔日一穷二白的小山村,建设成亩产千斤粮而一举成名,被省里命名为“远学大寨,近赶小乡”的农业典型。

  我是第一次来小乡。这里车水马龙,从当地干部忙碌的身影看出,各地来这里参观的还不少。我们参加劳动的学生,被分别安排在各家各户住宿,吃饭有统一食堂。每天,在老师的组织和安排下,我们分别去不同劳动地点——扒玉米。

  去往劳动地点,要翻过两座小山坡,每座山坡都修成了梯田,一眼望去,很壮观。支援小乡秋收,不光是学校,还有机关等其他单位抽调的干部和工人。所以,我们学生支援小乡劳动很快就结束了。

  那天下午返回时,不约而同,还是与凤一起走。临到家分手时,她把书包交给了我,说是先放我家,明天有时间来取。那时女生背的书包和男生一样,都是类似军用挎包。到家后,我没着急打开她书包,一直和我书包放在一起。吃完晚饭,打开灯,收拾整理书包时,发现她书包里并没有太多的东西,只有两本书和一双袜子。在两本书之间,有很厚一叠纸,是一封信。信的大致内容是:“……这封信是我半年前写的,几次修改后,重新抄写,一直保留着。曾几次下决心,找机会送给你,但都没下了这个决心。我早就知道丽对你好,总去你家,你妈对她也不错。她的一举一动,我都看在眼里,恨在心上。直到有一天,我发现她在给你织毛背心和手套时,我彻底和她决裂了,不理她了。我虽然没像她那样表现直白,但内心一直注意着你。你知道吗?我也知道咱们两家积怨很深,双方父母不能同意,但只要我们俩同意,最终双方父母也没办法……到最后,我实在做不通我父母工作,我可以动员我老叔去做我父母工作……”

  说心里话,凤和丽相比,我真的倾向凤。因为凤较稳重、内向,个头儿也比丽高,而丽较外向,不拘小节。从那以后,我们就把双方埋在心底,不敢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。

  从初中开始,凤篮球玩的就好,是学校女篮球队主力之一。每逢学校集训时,我都去篮球场看她们打球。她个儿高,身体素质好,投篮也准,是球队有名的得分高手。每年都有两次片区中学生篮球比赛,她每次出征前和返回后,我们都采取特殊方式相互鼓励、共勉。这种特殊方式,不说大家都能理解到,那时没有通讯工具,只能用纸条,或者一个眼神传递互间的真情。

  她家生活不算太好,兄妹较多,全家十口人。她爸爸一直担任生产队长多年,就在我们初恋不到一年的时间,她爸爸出事了。那是1973年7月的一天夜晚,他爸爸带领几个人,去村前塘坝打鱼,由于乘坐的木筏侧翻,几个人全部落水,唯有她爸爸被救上时抢救无效,离开了人世。塘坝离村子很近,站在家门口就可看见。那天夜里,就听狗叫和人群的呼喊声夹杂在一起,惊动了整个村子。她爸爸出事那几天,因为我和凤之间的事还没有公开,所以只能暗自为她失去亲人和遭遇突如其来的打击而悲伤。

  她爸爸的去世,对她打击太大了,好长时间,见到她时都是以泪洗面,人也消瘦多了。我妈妈曾问过我:“能不能把她接咱家住一阶段,咱家吃的总比她家好些,给她补补身体。”我说:“这恐怕不好吧!我们之间还没公开,也没确定婚事呢!别人怎么看咱们呀!”爸妈对我们俩的事举双手赞成,也准备私下托人打探她家里意见。我一直在做爸妈工作,说是还早,高中还没毕业,等高中毕业再说。

  在她爸爸去世后好长一段时间里,妈妈一直惦记着她,几乎一周有几次站在我家后院路边,等她上下学路过时,把准备好的好吃的送给她。时间长了,没有不透风的墙,背后总会有人说闲话。这年的秋天,姥姥在她七十岁高龄时,住进了公社卫生院。凤听说后,几乎每天中午或放学都去医院看望。因为,姥姥在晚年时,一直盼望我和凤的婚事早点确定下来,老人家也就瞑目了。有一次,正赶上我和凤前后去医院看姥姥,姥姥把我们俩让到床前,握着我俩的手说:“我恐怕不行了!凤这孩子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,你们俩很般配,抓紧早点把婚事定下来!”。姥姥患的是老年哮喘病,整夜不能平躺入睡,只能半卧着,枕头垫得高高的,否则,一口气上不来,就……住了大约半个月院,去世那天早上,家人赶到时,看见姥姥的身体还是半卧姿态。

  在我的记忆中,凤在姥姥住院期间,经常前去看望,而每次都给姥姥买些吃的。凤的表现,给家人和亲朋好友留下了好印象,为加快确定我俩的婚事创造了条件。

  

订婚

  1974年7月初,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生告别了母校,结束了四年的学习生活,回到了自己所在的生产队。

  回到自己家乡,就意味着结束了学生时代,开始了务农生涯。说句心里话,虽然生在农村,长在农村,干农活还是感到棘手。刚离校,回到家里那段时间,思想很矛盾,也很纠结,总有种不甘情愿干农活的想法。但当时没有别的出路,老大不小了,不能在家待下去呀!再说,两个妹妹读完小学就辍学了,一直在农村务农,为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。作为哥哥,为爸妈分忧,是我的责任和义务。就这样,我开始务农了。

  生产队对我们高中毕业生很重视,没到一周时间,我被选为民兵连长,凤被选为妇女队长。虽然,民兵连长和妇女队长不算什么干部,但都是最基层生产队班子成员,经常参加一些班子会议。记得,回队务农不长时间,第一次参加班子会议。会上,队长和包队干部分别传达了上级精神,研究和部署了秋收生产事宜。那时,生产队班子开会,没有固定场所,大都去会计家里,一铺大炕,中间放一张炕桌,非常简陋。

  按农村习惯,爸妈对我和凤的婚事很着急,没毕业前,就总和我说,等毕业就把你们俩婚事定下来。是啊!也老大不小了,暗自相处好几年了,拖下去也不好。一般农村青年十七八岁开始就张罗找对象,结婚也早,媒婆介绍的多,自由恋爱极少。即使自由恋爱,订婚时也必须找一介绍人,否则会被人家嘲笑。在爸妈的张罗下,经两家商量,找介绍人还是尊重了凤的意见,是她老叔。订婚那天,两家人和亲属到一起,按习俗,过了财礼,给凤买了两个被面和一块手表,两个人的婚事就这样订了下来,很简单。

  说简单,因为我们是自由恋爱,凤对钱财没有太多要求,由此使她母亲对她很不理解。我们俩婚事订下后,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了,也使我们的婚事进入了正常公开阶段。

  秋收马上开始了,我们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秋收会战中,每天早起晚归,和社员们一起抢收庄稼。她是妇女队长,我是民兵连长,虽然庄稼活不如老社员干的利落,但我们都有积极向上的干劲儿,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,有的还和我们俩开玩笑,弄得不好意思。秋收即将进入高潮时,中秋节到了,爸妈商量着,准备把凤接到家里过节。这是我俩相处这么多年她第一次在我家过节。农村有个习惯,对中秋节特别重视,爸妈准备了好多东西,弟妹们能为未来的嫂子来家过节,都非常高兴。

  中秋节刚过,大队书记和包队干部来到村子。当时,我正在劳动现场,队长陪着书记来到我跟前,书记指着我说:“这小伙子,在学校表现就不错;回到生产队,这段时间表现突出,群众反映很好。经大队党总支研究决定,作为大队后备干部培养。”随后告诉队长,让我把生产队工作交接一下,明天去大队报道。

  “文革”后期,农村教育开始整顿,中心小学由原来教育部门主管,变为教育部门和大队两级管理,老贫农代表进驻学校,说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。大队对中心校人事、财务和日常工作有绝对的领导权。按分工,大队由我主管学校工作。那时,中心小学校的教职员工百分之八十是公办教师,县财政开支,其余为民办教师,挣的是大队统筹工分,而民办教师任用权在大队。

  当时,由于中心校需要增加民办教师,经大队班子研究,从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选拔三名,充实了教师队伍,其中有凤。

  凤到学校教书,村子里人都很羡慕,也有些风言风语的,说是借了我的光儿。话说回来,确实有这个因素,因为我是班子成员,还主管学校工作,不用我说话,其他班子成员都主动推荐凤;而凤毕业后在屯子里担任妇女队长期间,表现也不错,即使没有我,她也一样能被选拔上。作为一名民办教师,对于农家孩子来说,是很荣耀的一件大事,意味着不用干农活了,还有转正机会。所以,对凤来说,倍加珍惜这个民办教师工作。

  

高考

  随着“四人帮”垮台和拨乱反正的深入,中央决定,从1977年开始,恢复高考制度。中断近十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得以恢复,是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幸事。

  因为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,没有别的出路,只有考学才能走出山村,将来才能有份工作。我的情况和其他回乡青年一样,都面临抓紧复习,准备高考。而我和他们不一样,还在大队工作,不能静下心来复习功课。一九七七年春节刚过,我就和书记打了招呼,不要给我更多工作,抽出时间抓紧复习,早晨去大队点个卯,然后回家里看书。

  为避免干扰,我躲在自家仓房里开始复习。我家西侧有间仓房,里面堆的是不常用的杂物,没灯,平时进去打手电筒或火柴照着光亮。因为漆黑一片,我将屋内照明电线扯到到仓房里,从砖瓦厂捡回一个圆筒的瓦罐做为灯罩,起聚光作用,外边看不见里面有灯光,摆上一张简陋破桌子,找出初中和高中课本,开始复习。那年的高考时间定为秋冬季,仅仅七八个月复习时间,不能全脱产复习,感到很棘手。

  凤也加入复习行列,她有自己的观点,认为刚刚恢复高考,题不会太难,只要把基础掌握了,考不上大学,考个中专没问题。她在学校教书,上完课有时间看书复习,下班吃完饭就来我家一起探讨。我们俩都有共同目标,不论什么学校,争取第一年考上,否则,第二年考题难度会大。有时,我们俩也探讨些相互关注的问题,那就是,两个人同时考上都高兴,万一有一个没考上,肯定会有压力。她玩笑中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安,说:“你考上大学,不要做陈世美,把我甩了!”我也反问一句:“你考上了咋办,不能瞧不起我吧?”就这样,她一句,我一句,玩笑中包含着一种诺言。

  我家小仓房里,四壁没有窗户,只有一个透气孔,七八月份的夏天,天气闷热,使人喘不过气来,用脸盆从自家深井打上凉水,把毛巾沾上凉水,披在脖子上降温、解暑。虽然,我家生活条件较好,也就细粮多些,爸爸凭着和单位领导私人关系,超出供应量多买了两袋面粉,供我复习期间调剂生活。那个年代,没有营养品和保健品,也从来没敢往这方面想。家里门前有块自种蔬菜的小园子,里面种些农村常见的蔬菜和瓜果。七八月份是瓜果成熟的旺季,复习困倦时,就钻进园子里摘些,什么黄瓜、西红柿等都有,只要你在里面转一圈,肯定能吃个八分饱。什么叫绿色?这才是真正的绿色,没有化肥、农药,全凭自然生长。现在回想起来,食用这些瓜果胜似营养品。距离高考不到两个月了,剩下的时间就是把重点缕一缕,归纳整理一下,利用最后时间突击一些难题。剩余这段时间,我几乎就不上班了,也不考虑那么多,如果这次考不上,大队工作也不干了,找个适当岗位,继续复习,争取来年再考……

  接到通知书那天,是1977年12月23日,是一位当地邮递员将录取通知书送到大队部的。没到一天工夫,周边村屯都知道了。那段时间,人们的关注点和注意力都放在谁能考上大学。我被录取的学校是省城一个冶金地质学校,化验专业,是冶金部直属中等专业学校。那时,农村人不懂什么是本科、专科和中专,只要你考上了,统统称为考上大学了。

  凤的录取通知书一直没到,而且录取工作早已结束,估计分数低,没达到录取线。我替她着急,她也很上火,家里和亲属都来劝她,想开点,明年再考。说是这么说,考上与考不上,对于农村孩子相当重要,是人生命运的一次转折。经过一周左右的调整,凤的情绪和心态好多了,帮着妈妈整理我上学所需的东西。记得,妈妈为我做一套新被褥,花红被面挺靓丽,而城里人一看这被子,就知道是农村考来的,显得很俗气。现在这个被子还保留着,有时用来压压脚。凤为我赶织了一个毛背心,做为我上学一份礼物。

  我这一走,爸妈既高兴又舍不得,两个弟弟还在念书,还要供我上学,家里经济上负担不小,家里就剩两个妹妹协助妈妈做些零活。

  做为一个在农村基层工作两年多,又重新回到学校深造的年轻人来说,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啊!

  1978年阳春三月,正月十五刚过,我背上行装,手提旅行袋乘车前往录取我的学校报到。我入学时,下身穿一条黄色军用裤子,上衣是一件中山装,一双军用鞋,咋一看,好似退伍军人。即使夏天,也是那几件退了色外衣和衬衫。区别和差距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缩小,需要一个过程。因为农村出生长大的孩子,其生存环境、家庭条件、教育程度与城里有很大差距,农村文化、风俗给一代代孩童养成了固有习惯,一时改变很难,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  我们这届学制应该是三年,实际两年半就毕业了。第二次实习,是距第一次实习半年后的1980年5月份,也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次,称毕业实习。进入这一阶段,大家都明白快要毕业离校了,放松多了。有的忙着往家里托运东西,有的托人找关系,争取毕业去向好一点。我那阶段,也到处打听能分配到哪里去,去矿山、工厂还是大城市科研院所?考学前那种能脱离农村,有份正式工作就满足的想法,随着两年多城市生活、环境变化,我的世界观也随之在变,对未来生活、工作逐渐产生了一种较高的奢望。据说,化验班毕业去向主要是省内,原则上是哪儿来的回哪儿,也就是哪个地区来的,毕业原则上还是回本地区工作。

  那时,通讯不方便,给家里写封信来回需半个月时间,而我实习在辽宁省,跨省信件时间更长。给凤的信寄出后,我就盼她的回信,几乎天天去学生收发信件处查询。实际这封回信早都寄来了,是我们一起实习的任同学与我开玩笑,将我信件放他那里好几天,并把我对象的名字在同学间相互传说着,以至于后来班级同学都知道我农村已有对象。任同学将凤的回信递过来,我马上揣进衣兜里,等晚上没人时再打开看。凤的回信篇幅很长,主要内容对我即将毕业感到高兴,同时也流露出对我的思念之情。

  是啊!两年多来,凤一直边教学边复习,又经历了两次高考,特别是七八年那次高考后,我就劝她放弃算了,她一直不放弃,连续两年参加高考,但都没考上,可想而知,她精神上的压力有多大!两年多来,我们之间来往书信也都集中在考学上,那两次高考,每次考完,我都劝她志愿填报低些,即使这样,仍然与高考擦肩而过。

  1980年6月中旬,我们最后一次毕业实习即将结束,在老师的组织下,打好行装,回到了母校。按计划,要进行公布毕业分配方案、举行毕业典礼等程序。消息不胫而走,大多数同学都知道自己毕业去向了,基本都分配到省内所在地区的矿山、地质队化验室。省城共留下六名同学,这六名中就我一个是外县的,其他都是市里的。毕业方案一公布,真是有哭的,有笑的,各种反应都有,大多数同学为我能分配到省城的某研究所而高兴。

  

  催婚

  按原计划,准备去新单位报道之前,在家休整一阶段,毕竟毕业了,应该放松一下。可是,回到家里和自己原先想法就不一样了,父母催促我和凤的婚事抓紧办了,凤家也着急呢,搞得我焦头烂额。是啊!我和凤同岁,毕业时,我们都二十五岁了,属大龄青年。临毕业头一年,每逢寒暑假回家,父母总和我说:“等你一毕业,就把你和凤的婚事办了。”说真的,自从我离开家乡,来到省城上学的那天起,我和凤的婚事就一直占据我整个脑海,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了我的学习成绩。凤和她的家人也意识到我们两人的差距,一旦结了婚,一个在农村从教,一个在省城工作,两地分居生活将成为现实。虽然,已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,但传统习俗和社会城乡体制形成的差别,一时很难缩小。两年多来,这些现实问题一直困扰着我,始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。平心而论,我和凤不能分手,良知告诉我不能抛弃她。因为我们恋爱很早,初中就开始处对象,属于自由恋爱,冲破家庭阻力和顶着社会的世俗偏见,况且,人家等我那么长时间。

  有一天,凤的老叔来到我家,准备和我父母商量结婚之事。她老叔家在我家后院,中间隔一条马路,我们两家一直关系很好,经常来往。在屯子里,她老叔是个能说会道的人,谁家有个大事小情,他都打打圆场,化解一下矛盾。这次两家坐在一起,对我和凤的婚事没能达成协议,原因主要在我。我认为,刚毕业就办婚事不妥,应该先去新单位报到,工作一段时间再办婚事也不迟啊!可人家不这么想,认为这是在拖延他们,夜长梦多啊!由于我的坚持,此事暂时就放下了。当时,从凤和她老叔的表情就能看出很不高兴的样子,几次见凤走出屋外掉下伤心的泪水。

  在家没待几天,我急忙来到省城,去我分配的研究所报到。我多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啊!我一生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,什么结婚、生子,所有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了,恨不得马上见到单位领导,让他们确认我的身份,我就成为一名正式职工了。

  一晃儿,两个多月过去了,进入深秋时节的九月份,我所在的研究所化验室年度计划中,九月初要在省城承办一个本系统分析学术会议,会议时间为三天,我被此次会议筹备组推荐为会议工作人员。

  接近会议结束时,父亲从农村老家来省城看我,事先也没和我打招呼。看来父亲不是单纯看我来了,肯定有其他重要事情,否则,不会不打招呼就来的。

  那天,正赶上下秋雨,天气很凉,父亲看见我一个人住在化验室里,较拥挤,且不方便,住两个晚上就走了。临走时,正赶上去火车站送开会代表,顺便让父亲搭乘面包车一起送到火车站,买张开往老家的火车票,将父亲送上了火车。父亲大半生,还是第一次来省城,如果不是我留在省城,父亲这辈子恐怕也来不了。

  父亲确实是为大事而来的,所谓大事就是我的婚事。原本和父母及凤亲属说好的,等我到分配单位办理报到手续后,马上回来与凤登记,举办婚礼。可是,这一报到两个月快过去了,一点音信没有,父母坐不住了……父亲临走时,我答应会议结束后,和室主任请几天假,回家将婚事办了。

  分手

  这一年,单位新来的毕业生不少,大都是部里直属院校毕业生,男生多,女生少。因为这届大学生质量高,备受单位的重视,而这些新生到来,也吸引许多全所职工的眼球。研究所有个不成文的风气,凡是单位来个新毕业生,用不上两天,全所都传开来。原因是研究所各科室都有那么几个媒婆,眼睛紧盯着单位新来的小伙子,抓住一切机会打听对方有无对象,结婚与否?

  一天早上,去职工食堂吃饭,排队打饭到窗口前,食堂一位上了年纪阿姨两眼直盯着我。我把饭盒递过去时,她问我是新来的吧、哪个学校毕业的、家是本市还是外地的、有没有对象啊,就像政审似的问个没完没了。当我说我农村家里已经有对象时,她说了这么句话:“农村对象!将来两地分居生活可不好办呀!”言外之意,如果我没有对象,她可以给我介绍城里的姑娘,城里什么样都有,可以随便挑选。

  这句话,我一直铭记心中,直到现在还时不时地拿出来说事,因为就是这句话,改写了我一生的婚姻状况。就是这句话,致使初中开始恋爱一直等了我七八年的对象告吹;就是这句话,给双方父母及家庭带来沉重压力和创伤;正因为这句话,使我背上“陈世美”的骂名,我无法面对家乡父老,更无法面对两个家庭父母和亲属。

  那几天,我精神不振,无精打采,茶不进,饭不香,在思考着这场婚姻究竟怎么办。那个年代,城乡差别很大,农村户口不能在城里居住和工作,生了小孩也上不了城镇户口,这是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凤虽然在农村从事民办教师工作,但毕竟没转为正式公办教师,即使转为公办教师,往城里调转工作,特别像省会城市,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与凤马上结婚,将面临着两地分居等未来好多不敢面对的事实,了断这场婚姻,则是道德谴责等舆论上的压力。如何化解矛盾?是我必须尽快抉择的时候了,因为我和凤年纪都不小了,由于我考学使婚事一直拖到现在,不然,早都结婚生子了。

  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,我终于下定决心,做出了向凤提出分手的决定。风是有思想准备的,从我考进城里上学那天起,她对我们俩的婚事就一直忐忑不安,乡村邻里也传出一些话:人家都考进城里上学了,将来还能要你吗?我深知,这些流言蜚语都在刺痛她,给她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。可想而知,那几年她是怎么坚持挺过来的。长痛不如短痛,快刀斩乱麻,给她写分手信。

  书信发出后,我心一直没踏实过,知道我将面临着什么。一是来自父母的痛骂;二是凤及家里的谴责。那时,虽然和凤订婚没过彩礼,但也买了不少东西,一旦分手,这些东西都不能吱声,连提都不能提,仅这一点,父母能不窝火吗?!再说,农村女孩子不像男孩子,女孩子二十五六岁大都结婚生子了,现在这把年龄,突然提出分手,这不是坑人吗?!这件事正在困扰着两个家庭,不是写一封信就能解决的,必须见面处理此事。我和室主任请了假,回到家里和父母商量一下,如何处理这桩婚事。

  农村有个风俗,不论是订婚还是结婚,都必须有媒人到场,当然,我和凤这么大的婚姻问题,肯定单凭两家人是解决不了的。和父母商量,找了生产队队长、媒人——凤的老叔等屯子里一些“说客”,聚集在我家,商讨解决我们俩的婚事。

  和我家关系一直不错的“赵大爷儿”首先开口,站在双方角度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。“赵大爷儿”这个称呼真没白给他,事摆得有理有据,两家谁都不得罪。在农村,论辈分我应该称“赵大爷儿”为四舅,他个头儿不高,也没什么文化,因常常参与调解屯子里家庭矛盾、邻里纠纷而得名。这桩婚事在他的调解下,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和几位有头有脸的面子,凤和她家人没有向我发难,也没提出苛刻要求,更没有过多地难为我,最后以和平方式了断了此事。

  这场有头无尾的马拉松式爱情以双方失败而告终。可能有人不理解,失败和遗憾的应该是凤,是我提出的分手,我达到目的了,怎么能谈到双方都是失败者呢?虽然,我达到目的了,摆脱了困扰,化解了矛盾,但是有谁知道,我是多么的自责啊!对不起人家,把人家寄希望于我的美好愿望变成了泡影。所以说,在这场婚姻上,双方都是失败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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